〈黛安娜之死：性別、攝影和全球視覺文化的形成〉摘要

一、通俗性與文化研究

「伯明罕當代文化研究中心」及許多受余契爾主義影響的研究者紛紛對主流感到絕望，把研究目標鎖定在少數和邊緣化的團體。Darcus Howe認為人們對黛安娜的死的反應是一個重要時刻，他以「暗賊」的暗喻呼應了文化研究中女性主義的來臨。

許多英國左派由於厭惡影像和外表，認為黛安娜的喪禮是陳腐的、令人作嘔的，將其喻為「烏合之眾的咆哮」；《衛報》更稱其為「大眾的歇斯底里」，因黛安娜的影像強而有力，結合了皇家的正式形像、流行的照片和虛擬影像，而相對於伊麗莎白女王的皇家正式形象，戴安娜「庶民的」(Vulgar)的風格，是反對君主制度，彰顯舊體制人性的最好機會。

二、攝影和王妃

黛安娜的照片最特別的地方在於，她不只是一個象徵，攝影把她當作「人」來看待，而不是君主制度下的代表。電子媒介呈現了黛安娜的「不完美」，如她必須要休息或者她不快樂，為她作為一個「人」的真實作見證，透過電子傳播具有「及時將影像傳播全球」的能力，編織夢幻。

當黛安娜成為一個公眾人物時，其與大眾間複雜的影像及凝視交流中，成為拉岡：「凝視是一種雙向過程」的典型範例，閱聽人創造出自己想看的王妃，而黛安娜透過被拍攝還觀看自己，黛安娜甚至能夠透過英國少數族群來呈現出種族差異。黛安娜是一個女黑人，他跨越了後殖民時代的種族界線，沒有任何白人可做到這一點。而黛安娜的照片則創造出與人們的虛擬會面，她凝視的眼眸，讓每個人發掘出屬於他自己的解讀。

三、印度行照片

黛妃有將平庸照片轉化為意涵豐富的影像的能力，她1992年訪問泰姬瑪哈陵的相片是最佳例證。有別於三十年前女王和菲力普親王表現出的冷漠帝國主義者，黛安娜王妃在相片裡幾乎變成小細節，且衣服的色調與周遭環境的不協調，表達出「失去」的意涵，從1980年羅許迪(Salman Rushdie)所謂的「帝國懷舊」，到戴安娜王妃照片呈現的「失落」，不只是他對本身婚姻夢想的破滅，也是許多不列顛人的幻滅。


Mirzoeff, Nicholas著，陳芸芸譯（2004)，《視覺文化導論》。台北：韋伯文化國際出版有限公司。